征途fighting

有奉献的精神层次，是最高峰，是未来再也没能达到的高度。不过在文革后，是堕落最厉害的一个阶段，大概是因为理想幻灭吧。这个阶段的干部群体的操守，恐怕还比不上后来“饱受资本主义熏陶”、在市场经济下成长起来的新干部群体，至少后者还学着资本主义，大致遵循法律规则。整体就是一个“高-低-平”的阻尼震荡收敛走势。

完全符合GC主义意识形态的国民，恐怕只能在物质上实现了GC主义需求的前提下，一代代地培养接近那个理想的目标——当他们发现在新的物质条件下，“各尽所能、各取所需”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和理想之后，逐步合规，这就是让时间的力量，使得具备了物质支撑的GC主义理想、信仰和思想行为，变得“习以为常”，属于‘社会公德’，而不是依靠所谓个人的高度自觉性。

从来不能指望什么“人人思想觉悟高”，觉悟高哪来的？必然是一个社会习以为常，而不是非常稀罕的人性闪光。后者只有在极端的环境下，例如暴力革命这样的环境下，才能批量地出现，就像是建国前和初年的情况。但越到后来，这种个人超越时代的人性闪光，就越稀罕。

赵云腾又组织了一下语言，把原时空的现象，描述成一种与中国现状对比的假象，向彭国丰说明了自己的上述想法。

彭国丰不由得叹息，他说道：“人性是实现GC主义最大的挑战。在我们的现实中，我就发现过一种有趣的现象。”

“小富人中最成功的群体，例如那些成功民企的大老板，我本来以为这会是一个最抵触最仇视GC主义的群体，结果与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沟通，他们还真不反对实现GC主义的未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认为，他们自己现在攫取财富，做得再成功，若是没有**，可能5代甚至10代人的富足生活，可以保障。但是10代之后呢？真的只要家族后代，出现一个或者几个能力不够强的，就有可能败落掉之前多少辈的积累，而且自己担惊受怕也没有用。”

“但要是真的实现了**呢？首先自己做贡献的所得，都可以放心大胆的享受，不必再担心子孙后代的人生，起点都一样，都是一个今天自己无法比拟的高起点。想要有什么样的生活，靠自己去努力吧，努力不成，也不会凄惨无比，GC主义保障了家族的每一代人，都可以从一个高起点重新来过，奋斗自己的人生，所以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”

“反而我发现，最仇视和诋毁GC主义的群体，反而来自老板之下的所谓精英群体最多，例如经理、教授、影剧家、文艺家之类的。”

赵云腾哈哈一笑：“我们以前把他们叫做公知及其衍生群体，简称公蜘精蝇。”

彭国丰笑笑，继续说道：“这些人大多数，其实还是出自于普通人家，凭借着出生，机遇，能力，又或者是运气，让他们觉得自己做到了人上人的位置，自我感觉良好，认知自己是人中的精英，好像也享受着相比常人的特殊待遇。当忽然得知，不久之后，GC主义的进程加速向前，目前还可以变相鄙视、压榨他人的权利，就要没有了，甚至连自己的工作，都要被人工智能取代了，要和之前被自己鄙视的人，享受一样的人生，这怎么可以接受呢？”

“他们是谁呢？他们中有的，身处公家部门，权利不大，派头不小；他们中有的，身处企业中层，待遇不高，脾气不小；他们中有的，身处金融行业，财富不多，圈子不小；GC主义方向的人工智能应用一来，办事流程系统化，不需要那么多办事员了；工作流程系统化，不需要那么多中层管理了；投资流程系统化，不需要那么多投融资专家了。地位没了，金饭碗没了，对于所谓的GC主义，当然要恨之入骨了。”

两人不由得哈哈大笑。

赵云腾说道：“马克思当初设定的GC主义社会，我个人以为最重要的有两个点。第一个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，是实现**社会的必要条件。这一条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我们正走在实现的正确的道路上，早晚必然能够实现这种物质上的必要条件，无非就是无限资源，以及匹配无限资源的充足科技生产力而已。”

“真正麻烦的是第二点，即GC主义社会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体。人们的思想道德境界，需要得到极大的提高。集体主义、互相帮助、平等协作、诚实守信、勤劳守纪等，必须成为最基本的道德原则。每个人都以忠诚地为他人、为集体、为社会服务和贡献为荣，以自私和贪婪为耻，真正体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，是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。做得到吗？按照现在的人性，非常困难。”

“过去我们谈GC主义理想，是泛泛而谈，因为离开实现理想，非常遥远，那么自然也不需要理想有多么的具体。但现在反而是要改变这种情况的时候了，理想既然有了实现的物质条件，就要设计出真正的发展路径，使得人们认知，人类终究是可以实现GC主义目标的，每一个步骤都是具像的，而不是有点虚无缥缈的抽象。”

彭国丰沉默了一会，赵云腾也没有管他，自顾自地喝着茶。过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