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历明君无错

便被薛应旂直接驳斥。

李贽自然争锋相对。

而后，又有袁洪愈、王畿的加入，几人很快便面红耳赤争论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台上几人已经吵做一团。

朱翊钧静静看着这一幕。

理性往往都想要实现超脱，但在超脱之前，凡人仍旧只能在尘世仰望，那么引入各种视角以及原则来达到这种超脱，便是凡人的必经之路。

朱熹的格物致知如此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如此。

如今袁洪愈将主观能动性缝补进理学如此，薛应旂坚守意识的超然，更是如此。

可惜，这些出于理性的需要而预设的视角，以及假定的原则，并不能说服所有人。

因此诸多学派之间，才有了诸多纷争。

若是看到了论辩双方的主张都有根据，会让人犹疑不定。

若是人们对于这一纷争失望，则会走向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。

这是道学丧失生机，糜烂腐朽的最大因素。

无独有偶，大洋彼岸，二百年之后，同样会走入相同的境地——虽然一者的行而上学是物理学之后，一者的形而上学是伦理学之后——可惜结果有所不一样的是，此处在异族入关后，道学失去了焕发新生的可能。

而如今的道学，正是要重新定论，进行自我审视，继而走出这个困境。

这是朱翊钧现在推波助澜的事。

或许，他想的也不一定对，但谁让他受国之不祥呢？

朱翊钧敲了敲椅子上的扶手，发出些微声响。

“袁公之本体，在于天理。”

“薛公之本体，在于良知。”

“王公之本体，泯于虚无。”

“李公之本体，抽象于世。”

众人的注意力，本身就留了一部分在皇帝身上。

此时皇帝一开口，众人立刻止住了争论。

眼中闪烁惊疑，静静等着皇帝开口。

“我以为，人之本体为何物？”

朱翊钧自问自答：“在乎认识！”

道学形本质上是“伦理学之后”，只不过采取了一种认知哲学的模型而已。

它即使涉及了一些认识论问题，也不是为了借此来追求“真理”，以便获得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知识，而只是为了给人的伦理行为寻求某种宇宙论的根据和认知上的辩护。

在老子那里，在认识论上只限于一种“涤除玄览，能无疵乎”的直觉观照，只要凭借这种观照，就能“不出户知天下，不窥牖见天道”，直击形而上的本体。

到朱熹，当其说出“格物致知”，所谓“今日格一物，明日格一物”的“工夫”时，常令人误解为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，其实与客观事物的知识没有什么关系，不过是通过待人接物而懂得在君臣父子的伦理体系中学会如何“做人”的道理而已。

到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，便更是如此了，已然抛弃了认识论，直奔心性感悟。

而伦理学之后，需要向哲学靠拢，最直接的关系，便在于认识论。

所以。

道学需要在认识论上，重新开发。

继而从伦理学，慢慢走向一门真正的哲学。

朱翊钧再度重复道：“在乎认识！认识事物的因果，是人最超然的本真。”

“就如薛公所说，石头发热，是我们认识到是太阳之照射。”

“也如王公所说，万物皆映照于心，分隔唯我之外。”

众人静静看着皇帝。

“人之本体，以认识而自现；格致外物，以认识而通达；纯粹理性，以认识而存在；实践经验，以认识而映照。”

“区别我与世界的因果，是‘我’的本体所在。”

“格致万物的因果，是内圣外王最根本的途径。”

“依托纯粹，将经验化育为‘知’，是因果最直接的体现。”

“自我与世界，先天与后天，皆以认识而联结。”

“我们应当如何认识万物？”

“由思维建立起来的、人性的意识内容，首先并不显现在思想的形式中，而是显现为情感、直观、表象的形式。”

“这些并非是朱子的‘知’，王子的‘良知’，因为还不够纯粹。”

“袁公说格物致知，当如何来格？”

“薛公说先天之能，当如何变现？”

“王公说我思故我在，又如何映照于‘思’？”

“李公说遵循于世，当如何将道德抽象而出？”

“以予愚见。”

“超越万物之上的纯粹抽象的性质，理当可以成为运用于具体事物之上以获得真理的工具。”

“譬如良知的普遍形式，便是普通的知性无须指导也能够作出分辨。”

“无论仁也好，义也罢，任一良知应当在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视为一种普遍承认的原则。”

“其判断形式